立冬前，银杏总像在一夜间黄透，风一吹，满树碎金簌簌而落。每逢这样的时节，我总会想起故乡的银杏，想起旧时光里的那一树黄。

故乡老宅后院那两株银杏，算起来比父亲的年纪还大些。祖父年轻时栽下它们，一雌一雄，东西相望，像一对沉默的老友，把岁月一圈一圈刻进年轮里，不声不响。我小时候仰头望它们，脖子要酸很久才能看到树梢，那时觉得，这两棵树是能通天的。

银杏叶是极特别的，像无数把撑开的小折扇，边缘滚着细巧的波浪纹。春天，那些“扇子”是嫩绿的，在风里轻轻摇着，摇着摇着，就摇出了夏天。秋天来得慢，银杏却黄得快。仿佛一夜之间，那些青翠的扇形叶片就被染上了金。先是边缘泛出浅浅的鹅黄，像被秋阳轻轻吻过；而后整片叶子都透亮了，薄薄的，脆脆的，在枝头颤巍巍地挂着。

站在树下仰头望去，阳光从万千金箔的缝隙里筛下来，碎成一地跳荡的光斑。风来时，叶子便三三两两地旋落，打着转儿，像无数金黄的蝶同时起舞。那飘落的姿态，总让我想起《庄子》里“栩栩然胡蝶也”的句子来，不知是叶化作了蝶，还是蝶梦见了叶。

祖母爱在树下铺一块旧白布，收集落下的银杏叶。她说晒干了装进布袋，放在枕边，能安神。我枕过那样的枕头，梦里全是沙沙的响声，像秋天在耳边翻动书页。

银杏果初时青碧，一粒粒藏在叶间，不声不响。等到叶子黄透了，果子也熟了，外皮慢慢转为橙黄，圆滚滚地坠在枝上。我最初很讨厌银杏果，鞋子一不小心踩上去，酸臭酸臭的味道，很难洗掉。我就跟祖父说：“这银杏树是很好看的，但是果子却是最臭的。”祖父笑着说：“你可知道，越是美好的东西越难得，这果子是有脾气的。”

后来才知道，银杏果的外皮不能用手直接碰，那层肉质里藏着一种叫“银杏酸”的东西，沾上了手会痒，会蜕皮。祖父每次都戴着棉纱手套去拾，拾满一竹篮，倒在墙角沤着。等外皮烂去，露出里面白亮的硬壳，洗净晒干，才是街上卖的白果。

祖母取几颗放在饭头上蒸熟，剥开时有一层薄如蝉翼的膜，揭去后露出翡翠色的果仁。咬下去，软糯中带着一丝微苦，像秋天最后的一点涩意，咽下去之后，舌尖又慢慢回甘。祖父说：“白果不能多吃，多一颗都伤身。”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好吃，偷偷多塞几颗，被祖母发现了，便要用筷子敲手背。

后来读《本草纲目》，才知白果“熟食温肺益气，定喘嗽”，也才知银杏树本是冰川纪的孑遗，有恐龙的时候，它便已经在地球上生根发芽了。三亿年的时光流过，多少物种起了又灭。祖父种下的这两株，不过是银杏漫长族谱里的渺渺一笔，却染黄了我整个童年的秋天。

欧阳修在《秋声赋》里写“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”，可银杏的落叶与旁的不同，它不是憔悴零落，而是一种盛大而安详的告别。每片叶子都完整、洁净，落地时还带着枝头的温润，仿佛只是从树上搬到了地上住。就像祖父祖母那辈人，把一生过成了对后辈们不言不语的守护，一直在故乡等候着外出的游子。

如今我已离乡二十余年，走过不少地方，见过地坛公园的银杏大道，见过钓鱼台高墙外的银杏林，也见过婺源的银杏园、终南山古观音禅寺的千年银杏。那些黄，有的铺天盖地，有的古意苍茫，有的被游人围得水泄不通；可再斑斓的颜色，也没有故乡那两棵银杏树黄得那样妥帖——黄在打谷场边，黄在祖母的竹椅上方，黄在我一回头就能看见的童年里。

祖父祖母已经离世多年，每到秋天，我总会在梦里听见老家那两棵银杏树上的银杏果落地的声音——扑，扑，沉闷而温柔，还有那金色的阳光和祖父祖母慈祥的笑容。银杏的告别是安静而温柔的，或许，那些落在故乡土地上的银杏果，正在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悄悄扎下根去。

秋风又起，满城银杏黄了。我走在异乡的街头，一片扇形的小叶打着旋儿落在掌心。薄而轻，脉络却清晰如昨，像是故乡捎来的一封无字信。而那些飘散在风里的金黄叶片，也早已在某个游子的梦里，铺成了一条归乡的路。（作者：安伟光 2026年11月11日《滁州日报》）